父权社会
父权社会带来了最早的职业分工：男和女。压抑男人的情感以使他们施加和忍受无常的暴力，压抑女人的欲望以使她们固守依附家庭制度、不关注公共生活。权力的传承和个体情况无关，而是预先规定好的，根据家庭制度和性器官发挥作用。弗洛伊德在这方面并没有像后人大惊小怪所疑心的那样昏了头，而是颇有洞察力：他指出，象征意义的阴茎就如同丐帮帮主手里的铁棍，谁第一谁拿着，哦不，谁拿着谁第一。所以当弗洛伊德说小女孩嫉羡阴茎的时候，那不过是象征的阴茎，一个可怜的器官，竟成为拜物的对象，这种说法看起来有多荒谬，父权的组织安排实际上就有多荒谬。
从历史角度来说，考古证据往往展示出，母系社会经常被专精战争、能够驱使大批劳动力的父权组织干掉。最终，这些父权组织偶然地发展出现代文明。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权组织在文明之路上是必需的，而到了目前的阶段，也完全可以抛弃这种组织制度，考虑其他形式的社会。
之所以说“偶然地发展出现代文明”，实是因为全世界的人类都能够自然发展出原始的父权组织，但只有一个催生出现代。所以，并不能说父权社会有多优越，只能说它的征服整合能力曾经胜过了那个时代的母系社会，并由于惯性一直保留下去。现代社会没有任何理由必须是父权的，但也并不是说，要恢复母系制度。现代人类需要考虑的是：当前自己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如何设想出更好的解法。为什么生产力空前发达，但人类过得还是一样痛苦。怎样才能让精神文明适配物质文明，解放出更多创造力。
男女差异现状
先从比较熟悉的中国社会切入。男女之间关于不平等的争吵目前处于很混乱的状态。不过大体可以归纳成，男的处于贫农和皇帝二象性，落魄的时候得玩命，翻身的时候是统治者。女的类似于中农孔乙己士大夫这个阶层，有种被托底、被尊重（比如上访的时候可以不被警察打）的危险幻觉。男的沉迷于社会给予他们的现实义务，而女的稍有些空闲可以探索从娱乐明星到社会变革的问题。（这里应该进行一些对于当代中国各群体的阶级分析，应该会很精彩，但不是这篇文章的主题。）
总之，男人始终拥有“社会的许诺”——一些明确的社会路径，那就是卖力干活提升社会地位挣更多钱。女人也可以这么做，但是除了挣更多钱的目标之外，女人没有被规定以什么方式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社会一种常见的舆论，是说女人没法吃苦加班，所以活该提升不了社会地位；对此常见的反击，是说父权社会的玻璃天花板、隐性歧视云云。这两种说法都有对应的客观现实，但都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首先，吃苦加班、“像牲口一样干活”到底是怎么提升社会地位的？主要是靠展现出服从度或者说“负责任的态度”，展现出自己可以在这个父系权力体系里接棒。但是，这和劳动的客观价值没有多大联系。一个中国男人很可能吃苦耐劳但是干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给全中国的app加上了摇一摇广告，设计了压榨底层工人的算法，或者干脆是直接忠实地协助极权主义作恶。胜任这种工作难道也算是美德吗？另外，其实女的并没有不加班（女人是廉价好用顺从的脑力劳动零工）。但是男人需要相信这是他们更优越的证明，必须拿到（相对女人和其他手下败将男人的）优越感作为奖品，否则这一切将毫无意义。这种努力赢得的优越感，就是父权社会中“男人的自尊”，即弗洛伊德的象征阴茎，即丐帮帮主手中的铁棒，即父权的合法性。
以此检验另一种常见的舆论，说女人总走婚姻的捷径，通过被有钱男人供养来实现富裕和社会地位提升的目标。但同样，男人可能也这么做，得到有钱岳父的供养，只是这种说法按照父权的规则是禁忌的而已。而对于女人来说，如果都没有“径”，只是顺应父权的规则依附于一个主节点，又谈何“捷径”。
中国互联网舆论中，男人还经常以女人好吃懒做、生活清闲有时间搞兴趣爱好作为一个论据，而女人则反击以家务的艰辛（男人在家更好吃懒做，等等），男人就吹嘘自己背负任务的艰险（这个情况也反映在《三体》这种文本的潜意识里，设置了一些女性角色来衬托出男人背负着社会中执行暴力的任务是多么重要，还有对于部落被慈禧太后这样的大母亲控制、全体雌化无法保卫自己而灭种的恐惧）。这些说法都不怎么是事实，甚至生活清闲其实根本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问题（只有在中国这种期待所有人都像牲口干到死的社会才是），这更多反映出中国的两性“必须”怎么看待自己，以及划分出差距。
分配机制
上文中提到的“负责任的态度”，也就是通过服从发挥作用的父权社会最基本的互相信赖机制，父权社会就建立在这种男男契约之上：父提出标准，子满足这个标准，得到从资源中分一杯羹的奖励。而女人要么是忽略这个游戏规则、对社会资源如何分配完全没有概念，要么是玩了游戏也没有结果（缺乏正式的许诺，现在这个社会的平权状况，是上世纪左翼运动成果“同工同酬”和古老父权制度的滑稽混合，制定了女人作为现代工人和公民的地位，但没有制定其他方面——如古老的原始权力心理中——的地位）。女人得到的资源，经常是父权社会里的一个节点，比如看似“大女主”但其实是从父亲手上继承了产业，即使将来有意识传承给女儿，过了几代后，由于一些情况，可能又回流到父权分配系统中。因为这个社会还没有什么别的选择，没有alternative。
女人传给女人，这也不过是父权的镜像。父权不一定要有“父”，只是基于性交和人口繁衍的资源分配，这个概念就跟石器时代那么古老。可能这也是人类社会的实际心理年龄吧。
父权崩溃的形式，世界帝国，白左和入关学
写到这里突然想到一个常见问题。在精神分析框架下，父权社会的形成要伴随阉割，也就是男人上交自己的阴茎，形成一个全社会共用的巨大象征阴茎，他承认这个权威，换取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那么在一个阉割比较彻底的社会，也就是刘仲敬说的一帝之下的世界帝国，就容易出现刘慈欣深恶痛绝的问题，即晚清的“更无一人是男儿”，人人是奴才。在这样的社会中，由于男性气质（或者说父权每个节点的力量）普遍变弱，有时女性会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从事脑力劳动。因此刘慈欣设想了一种牝鸡司晨的情况，即有一个女人篡夺了那个大阴茎，她是女的所以根本发挥不出“那个”的实力，必须由一个sigma male来拯救全世界。中国人和极右翼现在谴责欧洲白左，用的就是同样的思维：你们本可以当大爹，但是你们却放任牝鸡司晨，那活该被入关、被更加父权的蛮族侵略。
刘仲敬的入关学，本质上就是对父权强度潮汐起落的观测。女性和肉体上的弱者容易从粗糙的父权社会涌向更精致的父权社会（帝国）。然后粗糙的父权社会要么失去女性自杀式灭亡，要么反戈一击，打个措手不及。
这在人类文明童年时代的历史上屡次被验证，因为那时候也的确以肉体暴力决定支配权。但是在这个人类或许能利用技术以弱胜强的时代，这条路径不一定会被复制。
世界各地的incel和极右化倾向，是父权部落一直以来面对本族女性（财产）流失、自己氏族落败的恐慌式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