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
货币
韦伯观察到，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银矿开采技术极其落后。可能是大一统政治下性价比不高导致的。
明代美洲白银流入之前，中国金属紧缺。
在全世界，通货贬值都是统治者汲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欧洲的劣币驱逐良币得到制衡，是因为各国货币互相流通，产生了竞争。
中国历代君主也常利用铸币、发纸钞来汲取财富，最终导致财政和经济大崩溃。刘仲敬的总结与此基本一致。
明清两代，官员常利用操纵银铜比率从收税中牟利。
土地
周朝建立了一种根据祖宗血脉和祭祀规范封建的土地制度，完善了和它配套的一种巫术宇宙观：整片土地由天子祭祀，而各地诸侯祭祀各自的分野。封建意味着诸侯将土地的祭祀权进一步分给其后代和家臣。
（一些青铜器窖藏的遗迹，被认为是诸侯离开自己土地时把礼器埋在原处所造成的，因为祭祀和土地的关系密切。在封建对象这方面，周人继承了商的配天观，即，被分封的诸侯祖先曾和本族祖先共同作战（一同配天），所以才享有他们那一份祭祀权。）
可能是由于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中国没有发展出个人对土地的财产权。或者说，这种观念也有利于历代的统治者打击封建领主，于是不断得到强化。
战国的各霸主可能产生了对自己领土的支配观念。但随着大一统的开始，中国又回到了普天之下的思维模式。
这一思维模式的影响主要在于，中国不太可能发展出以土地和领土内经营权为基础的封建体系（again，战国产生了这种情况的萌芽，但大一统后又消失）。
整片土地在巫术世界观里属于一个浑然的整体，而在现实中，又只有天子或者皇帝可以祭祀。
分割、占有和保卫某片土地以代代相传的思维，被“祖庙”的思维预先限制。虽然说诸侯有权把祖庙修建在某片土地上，但这是通过天子中介、和上天产生的关系（上天见证了你的祖先和天子的祖先并肩作战），根本就不是和天子之间的个人约定。
而在大一统之后，连保卫某片土地的事实上的需要也消失了。
韦伯说，长子继承制是为了保证土地或其他继承物的完整性。中国既没有这种需要，土地就很自然地分割得越来越碎。
而在税制方面，比起对某片土地征税，中国一向更倾向采取人头征税法。
这里主要的区别在于，对固定的土地征税，就意味着要丈量和管理这片土地，那个管理者就很有可能成为土地的实际封建主，他可以赚取经营的剩余利润。
对人头征税，本质上是鼓励或者默认血缘氏族这种模式，也意味着中央朝廷是没法真的控制土地所有权的。人口对土地的使用权，是基于“每个人都有权吃饱饭，并因此有义务交税”这个前提。
既然人口才是征税的基础，政府对土地的调控，主要动机就变成了“防止个人拥有太多的土地”，否则小农数量和对应的财政收入就会减少（这个事情也是一直在发生，土地兼并势必导致瞒报人口）。这个动机当然也符合大一统的需要。
在微观的层面，土地税和人口税也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如果统治者可以赐予某人整片土地，那他也要授予封建主保护这片土地的权利，可能自己也要亲自保护（也许周天子对诸侯的“义战”权就是这样的）；如果统治者在意的是人口，那么对于占有大片土地的个人，他显然是没有保护的必要，还可以用零散人口去制约这类人的存在（比如允许小民开垦荒地，开垦即占有）。
最后，中国的土地使用产生两个特点：
- 大体保护使用权，不保护所有权（我没有深入研究过，但据说在其他家产官僚制国家也常见，也见于俄罗斯村社）。基本土地权利来自于“吃饱且纳税权”（可能主要是纳税权）。地契有微弱的保护作用，但主要还是靠本地内部协调。
- 由于继承和不断重分配，土地十分零碎，无法集约耕作（土地兼并也是政府有意识防备的），小农精耕细作为主要且难以打破的模式。
这两个特点，使得小农能基本保证生活，但土地使用的稳定性极差，长期投入和技术改进的回报极低。韦伯认为，是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关键原因之一。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对“长期预期”有较高要求。）
共产主义的土地改革和历代的土地政策并没有太多的区别。土地国有并不违背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地主从来都是大一统政权下易牺牲的对象。贫民与其说受地主迫害，不如说受本地光棍流氓威胁（因此，当共产党深入农村扮演了流氓这一角色时，农民都非常适应）。
对地主的憎恨，应该是从俄罗斯文化中搬运来的一种感情，因为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富农阶层和贫农的冲突还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