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是寄生之道

这个想法源于看了微信公众号的一篇文章，我觉得这个命题很有趣，但可以再深入一下，因为这篇文章并没有回答“为什么中庸之道其实是贪婪的”。或者至少，我对它的解答没有很满意。

我们可以说“因为中庸之道是统治者管控奴隶、既得利益者管控受损害者的思想工具”，但我觉得并非这样单向强制。它是渗透一切的。

然后我想到一个更好的说法：中庸之道的实质，是寄生于已有的秩序（这个表述需要credit to刘仲敬）。

比如说文章里谈到，中庸之道包括“哎呀，各退一步吧，没事的”。中庸之道讨厌较真，尽量避免较真。

这就可以看出，中庸之道害怕且避免做出更多的努力。

较真、争执、争讼，在中国文化里是负面的，但它同样也是法律意识乃至整个法制文化的基础。克莱斯特在小说里塑造过一个马贩子，此人脾气极度耿直，为了两匹马把官司打遍神圣罗马帝国，期间还占领了一些城池。这个角色固然有很多缺点，但正因为有人为维护自己利益做出这些尝试，才有了法律体系。

我们可能会觉得文化和制度是可靠的，但其实不然。如果没有人一直在实践文化和制度，它们最多一两代就废弛了。关键在于有人在不断尝试，累积了解决一些问题的经验，才能保证文化和制度的鲜活。

中国人推崇的中庸和无为，正是“尽量什么都不做”。背后隐含着一套博弈：

总体来说，是一个近似于囚徒博弈的环境，最后囚徒都会选择让双方受损的选项。而且随着这种文化主流化，进入冲突的获益程度更加下滑。

有人可能提出质疑：这张表里，不冲突则个人利益肯定受损，难道一定这样吗？中庸之道的“各退一步”不也解决问题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庸之道（或者，鲁迅所说的糊涂之道）在历史上应该几乎没有解决过任何问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要跟踪或者解决任何问题，都是很困难的，而要忘记问题或者假装问题不存在，却是很简单的！

而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问题都是这样被“解决”的。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闻业已经几乎不存在了。而一条消息的热度一过，后面发生了什么，都不再被追踪和追责，除非有特别有良心的工作机关、记者和公益机构，或者解决这事件有利于某些掌权者。

考虑到中共的民间新闻业一共可能也就存在了四十年，而且起源和模式都直接从国外移植而来，变成现在虎头蛇尾的局面，也不奇怪。毕竟中国的新闻不是从“对真实新闻的强烈需求”生长出来的，而是“因为外国有所以我们也要有”。现在还能维持正常运作的新闻，好像要么是内部参考消息，要么是和商业消息有关。

以上新闻的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不要说在中国，世界上的大部分问题，其实都可以不解决，忍一忍就过去了。就算是看似很严重的杀了人的事情，对足够短视的其他人来说，其实都是小事。

解决问题，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稀罕事，不解决才是常态。

所以如果有人问“不解决问题，人还能生活吗？”我的答案就会是，当然，因为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都这么糊里糊涂地生活。

“不解决问题，就不怕轮到自己吗？”

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但参见上面的表格，这属于“个人利益有可能受损”，而不是必然受损。而且很多时候，个人利益并非不受损，只是由于社会的共同中庸，解决了（会）提出问题的人，可能你都不知道自己受损了。参见一些食品安全和标准问题。

更何况，很多时候，意识形态会把一些问题定义为“不可能解决的”。古今中外都是这样。

还有一个常见的疑问：

“中庸之道难道没有好处吗？至少，每个人都能老实本分地工作生产。”

这个问题就更有意思了，因为它映照出中国古代的一个终极梦想——上古的小农黄金时代，男耕女织桃花源般的生活。

但是和梦想对照的，就是中国朝代兴替的残酷现实。

儒生研究这些历史，就摸不着头脑。明明大家都挺中庸了，为什么世道还是如此定期败坏？

于是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一定是有坏人违背了中庸之道，这个坏人不排除是皇帝，但主要是皇帝身边的奸臣！

但是，造成问题的偏偏就是中庸之道。而且兴替的情况告诉我们，就算中庸之道真的能把人绑在奴隶的位置上规规矩矩生产，长远来看，生产力远不足以弥补它对社会的损害。

损害在何处？那就是中庸之道不但不鼓励，还惩罚能够解决问题的人。

虽然上文说，问题是可以不解决的，这没错；但还有后续：不解决问题的人，也是可以灭亡的。十年二十年内，把问题都扫到桌子底下，表面可能看不出任何变化，但这些问题积累下来，类似于人体的基因突变不断累积，端粒不断耗损，最后导致疾病和衰老，集中爆发出来。

中庸之道带来的稳定，比不上它对社会秩序的暗中耗损。它本质上就是这么一种寄生性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