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科学的巫术式崇拜

本来想探讨的话题是文理科之争。我觉得在中国，对理工科的膜拜尤其非理性，在别的地区是见不到的。这个问题有多种切入角度，理工科可能因为更热门、工资更高、工作岗位更多而受崇拜，但在其他地区也是如此，而其他地区的人即使优先选择从事理工科，也不会打心底里把它视为价值上绝对优越；其他解释方向还有：“文科”对应的士大夫阶层已经消亡，中国（大陆）完全没有政治生活所以法学以外的文科几乎无用，近代的殖民危机和民族自卑心理等。

但是最近我想到，这种崇拜本质上是巫术性的。

前两天看了这篇文章，它对巫术的研究比我多，其他方面论述得也算得上清晰（不过我并不完全赞同，甚至基本不赞同），里面有段话：

关于巫史的转换机制，学界已有大同小异的多种解释，这里无法全面讨论。其中，李泽厚的论点很重要，其主要是以历史社会学方式去解释知识结构转换的合理性（这里对李泽厚论点的解释是主观解读与发挥，并非复述，还请参阅李泽厚的原文）。在他看来，原始大巫身兼政治—军事领袖和知识领袖，是一切秩序的解释者，知识与权力浑然一体。部族首领之所以成为首领，是因为具有人所不及的“大智慧”，貌似掌握了解释所有事情的总原理。此种“大智慧”在简单的原始生活里或是可能的。早期人类意识尚未发展出理性反思能力，属于“听觉时代”，超出经验的普遍真理都是听来的（甚至来到春秋时期，有着伟大反思能力的孔子仍忍不住想要“闻道”）。因此，在原始时期，人们乐意听从“大智慧”就不足为奇了，首领也因此兼有从物质到精神的权力。现代或当代仍有不少人渴望听到可概括为“一句话”的生活真谛或第一原理，都属于远古思维模式的返祖现象。

在近代的中国人眼里，科学的“赛先生”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大智慧”或者世界的通用真理，无缝衔接上了整个古代对天理的追求。中国人对天理的态度，向来是去发现和使用，而非去创造和假设规则。

这可以从构词上直接看出：天理，即为天设定的理。总体来说，在心理上，中国人非常排斥人僭越天或者其他上层权威，去提出“要是……会怎么样呢？或许是……这样的呢？”这样的问题，更不支持独立去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这种行为通常会被认为很无聊，浪费了执行已知流程的时间。

所以，当西洋人带来了科学技术，中国人羡慕的是他们竟然以某种方式发现了天理。对科学技术本身的关心，远超过关心到底是以什么方式。此时，科学技术就成了一种自然巫术的流程手册，只要按步骤操作，即可取得成果。事实也的确得到了不少成果。

当然，中国人完全不缺乏科学所需的实践理性，对事物背后的运行原理，一经学习，也马上就能掌握。但这和科学精神究竟是两回事。例如，中国人自傲的高效率，其实就是上文所述“执行已知流程”的高效率，一种理性巫术思维。

那么，中国文化中没有发展出科学精神，而另一个文化竟然发展出了，其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科学的温床并不只是实践和观察，更重要的是能够创造思想体系的人文传统。换句话说，现代很多中国人鄙视的“文科”，正是孕育他们所崇拜的理工科的基础。

例如，逻辑学是通过法律论辩得到发展的。整个古希腊的思想建立在“对话”上。有了对话，才有论证、说服和反驳，有对于知识的反思。

知识不是可被一蹴而就认知的普遍真理，而是和语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着莫大联系。除了能被事实验证之外，也必须能通过语言让他人理解某种知识如何产生。因为事实验证只不过是因果关系，古代的巫师和长老在见过无数例子后，也能给出正确的因果关系，但他们不能给出推理过程。

换句话说就是——知识需要语言思维过程。科学精神即是这种语言思维过程发展到极高的复杂程度后的产物。

简单的因果关系和知识，可以用简单低级的语言思维去理解和发展。但是更为复杂的科学成果（包括定义、假设和实验设计），都是在复杂的语言思维系统下才有机会得出的。而这是中国人向来不擅长的东西。

中国人推崇的写作，往往是一种类似道教符咒的文字，追求的目标在于视觉听觉效果的庄严和美感。这在巫术文化中很容易理解，因为巫术确实通过艺术魅力发挥作用。而正如上面引述的文章所论，思辨性的写作又是另一回事，是人和人之间想法的真正交流，以让对方理解为目的。武志红发现中国人普遍不善于深度的关系和相互沟通，其实和我这篇文章指出的是同一个问题——在一个集体巫术的文化中，论辩求知并不是刚需，举行集体仪式以达成情绪、想法一致才是最深层的需求，所以这样的文化的对话能力必然很不发达，连带着也就发展不出复杂的逻辑和论证（不管怎么说，任何文化里，简单的逻辑都是存在的）。

由此我还想到，现代中国对“文科”的极端鄙视，也是经历了一次charisma（灵力/天命）的转移。因为就在百年之前，“文科”是中国文化里唯一也是核心的知识。在那个时候，“文科”就是维持天朝威力的巫术，甚至以其魅力降服了异族统治者。但在殖民体系的冲击下，这种巫术的声誉彻底败坏了，让它的广大信众陷入绝望。新的巫术，亦即科学技术的巫术，被证明有用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对旧巫术表达唾弃，类似于中国人对失去天命者毫不留情的抛弃和打击，生怕沾上他们的晦气。

中共执政之后，作为新任大巫师（这个说法名至实归，毕竟他的主要强项就是魅力和宣传）的毛泽东更是和作为旧祭司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共戴天，必须公然对后者进行一番侮辱，才能在民众心中奠定自己的宗教地位，以自己的咒语取代过去的咒语。我想“文科”的污名化，和那段历史也是分不开的。当然了，那个时候，连理工科专家也被强制剥夺了巫师的地位。后来，到了这个追逐经济发展的时代，理工科和“理性”才暂时得到平反，成为近四十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巫术。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大巫师，就是出身理工科的江泽民。